村上春树：我的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士兵

村上春树：我的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士兵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曾是一名侵华日军士兵，他甚至怀疑父亲可能参与过南京大屠杀。侵略、杀人……父亲的沉重往事在村上春树心中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疤。父亲离世后，他开始调查父亲的从军履历，讲述父亲的参战原因以及参与过的战事，并呼吁不要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将真实的历史一直传承下去。

“我拼了命把它写了出来，（这是）作为写作之人的一个职责。”村上春树这样说。

村上春树

我的父亲18岁起就读于日本西山专门学校，身为住持的儿子，他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在学校的4年里，他有缓期应征入伍的权利，却忘了去办理正式的公务手续（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于是，1938年8月，他20岁的时候，便被叫去服兵役。

父亲被分配到隶属于日本第十六师团（曾参与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十六师团以步兵第九联队、步兵第二十联队、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这3支队伍为根基组建。

以前我一直是这样以为的，但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父亲当年并非隶属于步兵第二十联队，而是同为第十六师团的辎重兵第十六联队。

总之，由于一直坚信父亲隶属第二十联队，我在父亲去世后5年，才下定决心开始详细调查他的从军履历。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步兵第二十联队是攻陷南京时最先头的部队，这支部队的所作所为总是充溢着血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父亲是否曾作为这支队伍的一员，参加了南京战役，也因此总是很抵触去详查他的从军记录。父亲生前，我也不愿直接向他仔细打听战争时的故事。就这样，我什么也没有问，他什么也没有说。2008年8月，父亲因多处扩散的癌症和重度糖尿病，在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90岁。

父亲于1938年8月1日入伍。步兵第二十联队在1937年12月攻陷南京。所以说，父亲以一年之差，堪堪避过了南京之战。查到这一事实，我一下子松了口气，有种卸去一块心头大石的感觉。

1938年10月3日，父亲以辎重兵第十六联队特务二等兵的身份乘运输船从日本广岛宇品港出发，当月6日登陆上海。登陆后，他似乎和步兵第二十联队一起行军。根据日本陆军战时名簿的记载，除了主要负责补给和警备任务外，他还参加了河口镇附近的追击战（10月25日），以及次年汉水的安陆作战（3月17日）和随枣会战（4月30日至5月24日）。

追寻父亲的足迹，我发现那是一支连机械化都未完全实现，也难以指望燃料充足补给的战斗部队——马几乎是唯一的代步工具。据说在战场上，补给跟不上，粮食和弹药长期不足，日本士兵穿的也是破衣烂衫。由于环境不卫生，霍乱等一系列瘟疫蔓延，情况相当严峻。当时牙科医生人手不足，许多士兵还忍受着虫牙的折磨。以日本有限的国力，压制辽阔的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即使能以武力镇压一个又一个城市，客观来说，长期占领一整片地区也是不可能的。

阅读当时第二十联队的士兵们留下的手记，便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处境有多悲惨。有的人坦率地留下证言，称很遗憾，当时的士兵有屠杀行径。也有的人坚持号称根本不存在屠杀，不过是在编故事。不管怎么说，20岁的父亲作为一名辎重兵，被送到了血流成河的中国战线上。辎重兵基本不直接参与前线战斗，但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轻装上阵（多数人只随身佩一柄刺刀），也常被对手从背后偷袭，损伤惨重。

父亲在学校时对俳句（日本一种古典短诗）产生兴趣，从那时起创作了不少俳句。他在部队时写的几个俳句登载在西山专门学校的俳句杂志上，也许是从战场寄到学校的吧。

鸟归去呢呢喳喳向何方是故乡

是士兵也是僧人遥对明月双手合十

村上春树讲述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士兵的文章

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在京都大山中的学校里，为了成为一名僧人而求学。可因为手续上的一点小差错，他不得不服兵役，接受严酷的新兵教育，接过三八式步枪，坐上运输船，被带到白热化的中国战线上。面对宁死不屈的中国士兵和游击队，无休无止地辗转作战。那个世界处处与和平的京都深山寺院截然相反，父亲无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经历了激荡灵魂的矛盾。

乱世之中，父亲似乎只是想安静地吟咏俳句，从中寻找安慰。寄托于俳句——或许也可以说是某种象征性的暗号——这一形式，能更真诚而直接地，表达那些用明文写在信上便要立刻接受审查的消息和心绪。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唯一且意义非凡的避难所。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依然坚持吟咏俳句。

仅有一次，父亲向我坦白，他所在的部队处死过俘虏的中国士兵。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以怎样的心情告诉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已不甚清晰，只有这件事孤立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我还在读小学低年级，父亲淡然地讲起处死的场面。一名中国士兵知道自己要被处死，依然没有乱了阵脚，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一动不动地闭着眼，安静地坐在那里。这名士兵不久被斩首了。那态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父亲说。他恐怕到死为止，都对那名被斩首的中国士兵怀揣深深的敬意。

至于同一支部队的战友是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士兵被处死，还是被迫更多地参与到处死过程中，我不太清楚。或许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混乱，也或许是父亲讲给我听时本就措辞模糊，如今已经无从确认了。但无论如何，那件事一定在他心里——在既是士兵又是僧人的他的灵魂中——留下了深深的芥蒂。

童年时期的村上春树

听说那段时间在中国，日军为了让新兵或补充兵习惯杀人，常会命令他们处死俘虏的中国士兵。日本学者吉田裕先生在其著作《日本军兵士》中这样写道：

据藤田茂（日本侵华战犯，晚年致力于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回忆，1938年年末到1939年，他任骑兵第二十八联队队长时，曾这样训诫联队的全体军官：“杀人是让士兵尽快习惯战场的方法。也就是测试他们的胆量。用捕虏（即俘虏）来试就行。4月又要补充一茬新兵了，必须尽快制造这样的机会，让新兵坚强起来，适应战场。……比起枪杀，用刺刀更有成效。”

杀害不抵抗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可当时的日军似乎认为这种做法是极为自然的。1938年到1939年，正好是父亲在中国的那段时间，下等士兵被强迫执行这样的任务，也绝不是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事。

印象中父亲告诉我，这类处死大多用刺刀执行，但那一次用的是军刀。

总之，父亲忆起的用军刀斩断人脖子的残忍场面，毫无疑问在幼小的我心里烙下了鲜明的伤痕。那幕画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模拟体验。换句话说，多年来压在父亲心中的沉重往事——借用当代词汇形容，就是“心理创伤”——部分地由我这个做儿子的继承下来。

所谓心与心的连结就是这样，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如此。其本质就在“承接”这一行为——或者说仪式之中。无论其内容让人多么不愉快、多么不想面对，人还是不得不接受它为自己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历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