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安：那个时代注定我们必须踏实肯干
2014年8月2日，张治安在南岸至尚美术馆参加“相守——广东画坛艺术伉俪展”开幕式
张治安，1944年生于河南洛阳。1982年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历任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岭南画派纪念馆学术咨询委员。
我是1965年来广州的，至今已经整整57年了，除了在广州市工作9年，48年都在广州美术学院度过，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教师，我对美院很有感情。根据你们访谈提出的问题，谈一下20世纪90年代学校的决策思路中的几个问题。
春雨濛霏 68cm×68cm 纸本水墨 1987年
在改革浪潮和文艺思潮中蓬勃发展的广州美院
1985年到1992年，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同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美在美术教育领域里也是首当其冲，受到了经济大潮、西方美术思潮的冲击。如何面对形势的发展？当时的认知是很不一致的。一种是看不惯，要堵；一种觉得很好，要跟。我当时觉得要正面应对，不能逃避，而且也逃避不了。
谁也没有经验和足够的把握面对这些东西，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用足、用够。既然政策放开了，就要用它为广州美院做几件事。也就是说，要顺应潮流去做事。
后来，发展经济变成社会主旋律了，西方美术思潮也在冲击原来的教育文艺思想，我们面临着全新的课题，美院前任领导已经把加强学科建设、完善专业设置当成办学的重中之重，1992年前后，基本上形成了几大块，造型、设计、史论、教育，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经济大潮的冲击实际上也给我们学校带来了有利的一面，学校当时经济很困难，有的系说按人头费分给他们的经费，开学一个月单模特费就用完了。当时我们都在思考学校怎么办。
1984年、1985年前后，上级允许我们自己搞创收，允许办公司。消息传开，争争论激烈，有人说学校里办公司这还像学校吗？但是我认为办公司能解决办学困境，对发展大有好处。办公司的一个目的也是想把我们的学科建设搞好。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学校率先办了现代设计教育。设计系要用钱，办学成本高，办公司的第一个出发点就是筹集办学经费。第二是培养师资。办设计教育没有师资，老师大部分都是原来工艺美术专业的，要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师资。第三是积累教材。当时的教材从国外引进，但是没有在实践中消化，拿到中国就生搬硬套显然不行，需要通过实践把教材消化了，积累改造成我们自己的教材。
集美公司从三个人起家，20世纪90年代也只有专职人员11个干部，兼职人员30多人。到1998年我们公司营业额在全省60多个高校排名第二。
随着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集美公司从一个装修咖啡馆起家的校办小公司，发展成为率先打破由海外公司垄断设计、施工内地五星级宾馆的局面，公司设计、施工的宾馆得到业界的肯定，并且在很短时间就挂牌五星级。香港回归之前，集美公司广告组率先走过了罗湖桥，把中国的商业广告推向海外。
20世纪90年代，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的设计与装修工程招标，引发全省社会公司去竞争，集美公司中标。验收那天，省政府办公厅和北京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都觉得满意；用的钱少，施工条件艰苦，效果最好，整个空间比较现代、明亮、舒适。
当时业界有人说集美公司成了“设计一霸”，我说再也找不出更好的语言来夸奖我们这小小的公司了。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办公司的初衷基本得以实现。为教育补充了经费，为设计教育培养了师资，积累了教材，学校设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了。同时，改善了教职员工的生活，当然也给国家增加了税收。
登高临远 136cm×135cm 纸本水墨 1983年
广州美院“’95院展”
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美术思潮的冲击，经济大潮席卷而来，90年代如何提高教师的教学创作积极性成了学校有识之士关心的问题，外省美术界有一种“广东没有学术没有创作”的误解，也需要用实际行动回应。当时我认为解决这类问题不能只靠开会发文件。应该用可操作的行政行为来解决认识问题。
1992年，经学校党委充分讨论决定，1995年学校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广少州美术学院作品展”。从决定举办这个展览到成行，一共花了三年时间。三年来全校教师集中起来搞创作，搞教学成果，大家对去北京搞展览充满明待和信心。
我觉得，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最能凝聚他们力量的方法就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学术目标，他们也都愿意为树立学校的学术形象拼搏，在展览中，我们的造型艺术提升精品意识，设计艺术体现当代性。开展后全国八大美术学院的领导全来了。
我说我们要搞一个干干净净的学术性展览。第一不要花篮，不要在门口摆乱七八糟的东西。第二所有花哨的广告都不要，美术馆前设两个长方形的广告牌合并起来就写“广州美院’95院展”几个黑字体，一目了然。
但在展览之前，《美术》《装饰》等杂志，还有全国各大美术杂志、报章都专题介绍了广州美院各学科的情况和成果，为展览做了铺垫，展出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纸杂志又做了后续报道。
当时全校的教职工，老教授、教学骨干、年轻教师、行政干部在布展的时候鼓足了劲往一处使，让我很感动。
展览办得很干净，达到了预期效果，也为广美树立了学术形象。
落红 96cm×121cm 纸本水墨 1984年
校园建设和住房改革
我还想说说广州美院的校园建设。当时学校教室太少，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之一。教师的住房特别差，还有不少老师住7平方米的房间。1987年的时候，我说如果没有办法改善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我就永远在破房子里养老。当时要解决安居问题面临的困难很多，学校经费少。
我当时的总体思路是国家拨款和集资建房两条腿走路，关键就是集资建房。集资建房的主力是业务教师，他们具备这种能力。得到的好处是一步到位，集资房的面积都在副教授标准以上，满足了居住和创作场地的要求。他们搬出的教授、讲师标准的房子是党政干部的房源，离退休干部得到了新房而且按新的标准扩大了住房面积。这样一来，调动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1992年，学校的综合改革方案计划三到五年解决住房问题，1996年，大搬迁工作就开始按照工作计划紧张有序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分房方案通过几次修改，成了大家都能看懂的、适合实行的条文，征求了各方意见，一致通过，按章办事，皆大欢喜。部分教学楼的建设也是我们自筹资金，让政府补贴。
后来又建成了现在的昌岗校区美术馆，同时建起了大学城新校区，形成了“一校两区”的新格局，我在大学城校区主持了一个开学典礼，是我最后一次作为院长讲话。
回想美院的校园建设，解决了教师安居、学生上课的问题，相当于解决了教学的发展瓶颈问题。在我卸任的时候我很放心、很欣慰，大学城校区建设得很好，生机勃勃，而昌岗校区代表着广州美院的历史，相得益彰。
听荷 150cm×162cm 纸本水墨 1993年
认真做好组织决策工作
我再说说组织决策、用好干部的事。1992年以后，我实际上负责组织决策、用好干部这两件事。在党政工作中，我觉得决策就是党委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用好干部主要是干什么事，用什么人，选对人。我在美院工作期间的合作伙伴，各位院长、副院长、副书记都干得非常出色，党委的决策是在大家分工负责、实施推进中得以实现。
我认为考察干部不要去听他说什么，也不要叙述他做事的过程，而是要看他做事情的结果，要选能干净利索地办事的人。90年代我们领导班子被高校工委评为最协调的领导班子，我也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党务工作者”。
在我们的班子，我的任务就是组织决策，把大家的意见都收集起来，然后再集体决定，定了后该谁干谁干。1992年，我们新班子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说过几句话：第一，政不必己出，成功不必在我。谁的意见对，我就听谁的。第二，讷言敏行，要赶快干，不要吹牛。只要是对国家、对学校、对师生有利的事就干。第三，有功不居，其功不去。古今中外只有不上台，没有不下台的，上了筏子是为了到达彼岸。为学校踏踏实实做几件事，咱们就可以上岸了。
回顾过去，我们那时候仅仅做了些广州美院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工作，如安居工程、学科建设、校产开发等等。现在学校无论是办学规模、师资队伍、还是科研创作，都在大幅度提升，所以现在是真正做大事的时候。
我也寄希望于学校现在的领导、老师和年轻的同学们，希望他们继续推动广州美院发展，希望学校兴旺发达。（采访：吴杨波，罗春光，学生记者：陈银璇，邓志龙）
知春图
132.8cm×130.8cm
纸本水墨
1982年
绿萼梅 153cm×59cm 纸本水墨 1988年
荷 138.5cm×35cm 纸本水墨
自高剑父、高奇峰先生以来，岭南画派传承百年，至关山月、黎雄才先生一辈，一直以折衷中西的方式对中国画进行改革，但到现在，毕业于广州美院的画家们已经发展出了多样的艺术风格，他们还能称为岭南画派的传人吗？面对这个问题，张治安强调，岭南画派的核心精神是国画革命，用西方技法对中国画进行改革，核心就是创新、革命，这种精神不会停留在一种艺术样式上，“我宁愿把高先生的主张看成是一种艺术观念，而不是一种样式。”所以虽然今天广州美院的学生们艺术形式更加多样，但与岭南画派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更何况，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一个地域画派也不可能局限于一隅。”张治安说。
在现今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就会落后，但是丢掉民族文化就将失去本性。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人是有国籍，有民族的，因此对国学岭南画派的传承是他们以及后来人都要身体力行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文脉不断，艺术就不会中断。”对于中国画的未来，张治安充满信心。（梁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