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该如何解决私人恩怨

文明社会该如何解决私人恩怨

福建莆田事件涉及到人类正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私人恩怨如何解决？个体复仇是否正义？200多年前的某一天，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荒郊野外，有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名垂青史的决斗，一声枪响之后，一个活着一个被打死，活着的是当时美国副总统伯尔，而被打死的更了不得，他是美国的国父之一，美国第一任财长，大名鼎鼎的汉密尔顿。一个副总统，一个美国国父，跑到荒郊野外约架，还把美国国父打死，是不是太离谱，为什么不能在村口摆一桌，喝两杯一笑泯恩仇呢？在欧洲中世纪，决斗其实是一种司法制度安排，在无法判定对错且无法调和的情况下，法官不得已会指着外面的空地说：“你们去决斗吧！活下来的就是被上保佑的，他才是正义的。”而美国国父汉密尔顿和副总统伯尔的世纪约架，就是这种古典传统的余晖。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最早的法律都支持血亲复仇。血亲复仇的概念最早可能来源于部落时代，当一个部落的成员被另外一个部落的人杀死时，部落成员要为其报仇。进入人类组织社会后，血亲复仇演化为同态复仇，比如《汉谟拉比法典》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的“杀人偿命”等等，这些都是同态复仇的思想体现。同态复仇是人类最早的朴素正义，他属于自然权利的一部分。从组织角度来讲同态复仇是一种群体性的内心价值，他通过个体的牺牲来维护群体的内心共同价值，所以不管是昆山龙哥事件，还是福建莆田事件，大众之所以同情嫌疑人，是因为被害人违背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僭越了人们内心的道德秩序，而复仇者则捍卫了群体的内心正义。近代在同态复仇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国家复仇，比如911事件，全美上下同仇敌忾，先后花费了几万亿美金，掘地三尺从地洞中挖出本拉登；以色列对纳粹残余长达半个世纪的追捕，都是国家复仇的一种形式。国家复仇的意义是通过国家复仇可以建立较高的威慑力，让外族不敢轻易侵犯，可以最大限度维护本族群利益。

同态复仇对群体有价值，但是对个体而言，成本非常高，对复仇者个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要么是复仇过程中两败俱伤，要么是胜利后的司法追责。一个所谓理性的人，如果考虑成本和代价，他是绝对不会去复仇的，因为从任何角度去衡量，个体复仇都是低收益、高投入的行为。为什么个体复仇还会经常发生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在理性之上还有对意义的追求，即在完成复仇后，也完成了内心价值秩序的回归和内心道德秩序的捍卫，所以不管成本有多高，个体依然会奋不顾身、飞蛾扑火。

个体朴素正义并不能代表时代方向，现代文明为什么不支持个体复仇呢！因为复仇是个技术活，个体复仇不但不能达到效果，反而容易带来更大的伤害。比如在莆田事件中，复仇者不但已经远远超越了冤头债主的目标范围，而且伤及无辜，甚至将无辜的孩子被伤害，这种复仇已经成为一种反文明，他远远超越了同态复仇的自然权利，导致了人们内心价值秩序地严重颠覆。人们内心的朴素正义必须被维护，这是任何社会稳定的基础，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必须亲自下场自己干，因为你不够专业。

那么人们内心的朴素正义如何实现呢！那就是把复仇权外包给权力机构。国家权力机构的存在目的之一，就是帮你完成个体复仇。你把复仇权让渡给国家有关专业机构，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复仇过程中的失控，才能最大程度地捍卫人们内心朴素的正义，因为国家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捍卫我们内心的价值！